儒将干城

云南历史上长期受到华夏文化（中原文化）的浸润，尤其在明朝时期，朝廷注重对土司上层推行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教化。自明朝初期开始，朝廷即下令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同时，将入学接受儒学教育定为土司子弟承袭世职的必要条件，明确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冥顽。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力图实现“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的目标，促使西南土司上层逐渐“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指中原）”。

明朝的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开化远人”的作用。至明朝中后期，云南已呈现出“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的文化盛景，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大多欣然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至明朝末期，尽管内忧外患交织，大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西南边陲的云南，经过儒家文化洗礼的一批土司已将忠孝仁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们仍以维护明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为己任，积极投身于挽救危局的行动之中。临安府宁州（今玉溪市华宁县）土司禄洪便是典型代表之一，他试图以自己的孱弱之力，挽大明王朝大厦之将倾，践行对明王朝最后的忠诚。

禄洪，字霄宾，明代末期彝族诗人，世袭云南宁州土知州，土官禄厚之子。明代董其昌为禄洪《北征集》所作的序中提到“竹居公以好客闻天下，子墨名家，负簦蹑屩而游其门者颇众。经旬弥岁，与其父子相倡和。竹居公赐间寻乐，咏歌太平，自拟于陇上躬耕者，流身不出尸庭也”。禄洪自少承诗礼家风，耳濡目染，自幼练文习武、熟读经书、有才干。明朝末期，各地烽烟四起，由女真人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后金政权对明朝北方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原内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腹里地区；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叛乱也风起云涌，明政府顾此失彼，兵穷饷竭。为了镇压各地的起义和叛乱，明政府从明中叶就开始征调土司兵，时人记述：“卫军松弛，土军涌散，渐不刊战阵，故后来兵役，以招募者为主力，并调土司兵”“所至效用者，土司兵而”。大明国势渐衰，其影响已深入西南土司阶层，禄洪正处于此变局之中。由于禄洪一直忠于明王朝，每有征调，他都欣然应征并屡建战功，得到了明朝统治集团的认可。《修攘考》评价禄洪：“士马精强，遵纪律，倘忠勇不替，可备全滇缓急。”天启《滇志》卷七《兵食志》中也云：“宁州、景东可各三四千，不甚劲，而土官并恭谨。宁州尢切近，足备缓急。”

明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水西宣慰使安邦彦发动叛乱，史称“奢安之乱”，由于两土司联合起兵，势力强盛、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时间，川、黔大部陷落其手。明政府只有加大征剿力度，调集湖广、云南、贵州、四川、广东五省兵力联合会剿，禄洪也在被征调的行列，其云言：“蚕丛、奢酋之变，时飞羽檄调滇师往讨，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过半”，可见禄洪深入参与平定“奢安之乱”，其间战功卓著。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后金入塞，兵逼京师。崇祯帝诏令各地勤王，禄洪被誉为“滇南半壁长城”，亦率军入卫。他慨然道：“君父有难，臣子安敢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此次北上，禄洪于行军戍守之余，创作《北征集》，录其勤王途中所作诗篇。董其昌为作序称：“是役也，霄宾于所过名山大川，有纪游之什，所见战场、古迹，有凭吊之意，皆音中宫商，声出金石。”陈继儒亦评其诗“气骨沉雄，风华秀整”，赞其“万卷填胸，六辔在手，轻裘缓带，羽扇纶巾，皆在其中矣”。袁嘉谷更将禄洪与丽江木氏、姚安高氏并称为“滇中土舍三大家”。

行军再过贵州叠水河时，禄洪忆及天启年间征讨“奢安”旧事，感怀此次勤王之志，遂布奠而赋，诗中有句：“羽书飞徼南天兮，鲁戈耀而阳回……单骑入虏，子仪功兮……倾觞布奠望天涯兮，号泣震掉鬼神愁兮。”家国情怀与沙场悲慨跃然纸上。

禄洪率三千将士，携粮披甲，三月出滇，六月抵京。然至时酋骑已遁，朝廷命其驻防密云墙子路。禄洪“晓征夜探，刁斗分明，合三千人为一心”，将拱卫京师视为平生荣光，屡以诗文抒怀。如在《春日北征伐途次有怀》中云：“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鸟啼乡思动，花拂剑光生。一洗腥膻净，齐歌奏凯声。”诗中描写了军旅的艰辛，表达了作者精忠卫国之情，试图“一洗腥膻净，齐歌奏凯声”。在《入卫》中云：“虎符承世泽，羽檄翊勤王。独有寸心在，恨无双翼张。乡随关塞远，愁逐道途长。誓斩单于颈，归来庆画堂。”其中，“誓斩单于颈，归来庆画堂”这一句，道出禄洪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过平夷战场》中云：“落落重过独惨然，生民几度苦呼天。国殇无限刀头血，染作春山红杜鹃。”他以“春山红杜鹃”比喻以满腔热血报效国家。在《北征集》中，有着大量描绘沙场悲凉的诗句，如“烽烟日月掩，剑气斗牛寒”“朔风起画角，壮士亦悲酸”等颇具盛唐边塞诗的豪迈风格。而“离亭丝管催马急，不斩单于誓不归”更直抒其卫国信念。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云南爆发“普名声之乱”。方国瑜先生视此事为“晚明一大事”。由于宁州禄氏与阿迷（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普氏为世仇，普名声利用禄洪入京勤王之机发动叛乱，滇南震动。禄洪家族在此次土司叛乱中首当其冲，家族蒙难，土民流离失所。鉴于禄洪在云南“素称忠顺，作我藩屏”的作用，云南巡抚王伉上书明朝廷，请求把禄洪调回，以协助剿灭普名声。兵部允其所请，“禄洪兵准予撤回，听该抚镇调用”。由此，禄洪不得不回师家乡，保境安民。但回乡不久后，禄洪便被普名声击败，不得不逃到抚仙湖中的孤山，郁郁而终。一代儒将，最终抱恨陨落。

纵观禄洪一生，武能卫疆、文能聚士，实为乱世难得的文武全才。他承袭土司之位，为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东征西讨，以其忠勇报国之志书写了晚明云南土司群体深沉的家国情怀。

宁州土司禄洪在晚明历史中的作为，为云南塑造了一个边地土司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守“保境安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正面形象。这一历史实例，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华各民族如何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云南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