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文化底蕴　引发情感共鸣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当前，我国基层正经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与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治理工作日益复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价值

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浪潮的叠加冲击，推动基层社会进入深度变革期。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刚性法律手段，难以触及社会关系深层，治理效果有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文化基因，其蕴含的丰富智慧为基层治理注入独特活力，其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柔化治理手段，补齐治理短板。基层社会治理需多元手段协同，行政命令与法律手段虽然高效权威，却难引发情感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思想，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路径。“为政以德”“礼义廉耻”等理念，能潜移默化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与自律意识，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坚守诚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降低基层社会治理成本，实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

激活自治效能，夯实群众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邻里守望、修齐治平等理念，能培育群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家园归属感，推动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自治良性循环。

强化情感认同，厚植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纽带，运用“远亲不如近邻”“家和万事兴”“三尺巷”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格言警句与文化典故开展治理工作，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让治理措施更具亲和力与渗透力，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治理成效。

二、精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简单复古，而需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找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契合点，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实践举措。

以“和”文化为引领，构建矛盾多元化解机制。“以和为贵”“息讼止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应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广泛创建“乡贤评理堂”“百姓说事点”“法律明白人”等平台，邀请德高望重、熟悉乡情的老党员、退休干部、法律工作者等担任调解员，运用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物业争议。通过沟通疏导的调解模式，有效修复社会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德”文化为核心，培育向上向善新风。仁爱、诚信、互助、孝道等是传统美德的核心要素。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选树宣传“身边好人”“最美家庭”“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导群众见贤思齐。培育本土志愿服务组织，鼓励群众投身邻里互助、孝老爱亲等实践，弘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同时，完善日间照料中心功能，常态化开展敬老助老活动，将孝道理念融入社会治理，营造尊老敬老氛围，以家庭和谐筑牢社会稳定基石。

以“礼”文化为规范，引导群众自觉践行公约。“不学礼，无以立。”传统“礼”文化承载的秩序智慧，是涵养现代文明的重要源泉，可为群众行为养成提供借鉴。应结合时代要求，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或修订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礼”文化精髓相融合，对公共卫生、垃圾处置、停车秩序、空间共享等明确文明标尺。通过宣传引导凝聚共识，使规约内化为群众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以自律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让文明素养成为社会发展底色。

以“贤”文化为依托，凝聚基层治理骨干力量。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扎根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土文化。新乡贤既植根地方文化又富于时代精神，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新时代的道德模范。应充分发挥乡贤“人熟、地熟、事熟”和群众信任的优势特点，通过政策与情感吸引退休干部、企业家等返乡参与家乡建设管理，在沟通民意、协调利益、引领风尚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弥补基层治理力量不足。

以“根脉”文化为纽带，构筑共同精神家园。“和、德、礼、贤”文化是基层治理的实践抓手，而承载这些内涵的乡土记忆、家风家训等，正是凝结群众情感、筑牢治理共识的“根脉”。活化传统节日资源，在春节、端午、重阳等节点，举办文艺汇演、民俗体验等群众性活动，增强生活仪式感。建设文化礼堂、乡愁纪念馆等阵地，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讲述地方历史故事。推动抽象治理理念具象化，让群众在文化体验与记忆传承中找到精神归属，构筑“邻里一家亲”的生活共同体。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