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云南舆论话语权历程

全面抗战后，云南政治经济、人口、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中国文化重心的大转移给当时文化事业相对滞后的云南带来了巨大变迁。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大后方围绕舆论引导权，坚定地将新闻宣传工作与党的总路线、抗战救国的民族使命统一起来，自觉担负起以笔为枪、新闻救国和舆论动员的光荣使命。根据对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在云南出版的报纸有56种、期刊有60种，加上军事单位、社会团体等出版的报刊，总共有312种，云南新闻事业成了各方政治力量的角逐场。

一、共产党南方局新闻体制对云南报刊的影响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言论钳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了党的舆论宣传领导机构职能。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云南地下党因势利导，与学联、民主党派等开展合作，通过独立公开创办党报党刊、合作办报、团结中间党派媒体、安排人员打入国民党党营报刊内部等方式，实现了抗战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力量整合，逐渐掌握了大后方舆论宣传阵地话语权。如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公开出版的党刊《南方》、中共昆明支部创办的刊物《前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合办的《战时知识》《文化岗位》等，构成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的布局体系，引导着大后方的舆论宣传方向。

二、中共南方局与云南各报刊的关系网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通过多种渠道对龙云做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使得龙云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立场和态度从消极、中立的态度转变为暗地里给予支持和保护。1937年8月8日，龙云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西安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会面，并与他们同机抵达南京。在南京，周恩来等和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龙云深受感动，在南京对云南同乡会的人发表谈话：“代表云南1300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到底。”9月初，龙云回到昆明后，《云南日报》刊登了中共领导人和龙云在西安机场的合影，真实地记录了龙云与中共领导人在飞机上会面的情形，表达了龙云对中共领导人的敬佩之情，发出了“真英杰之士也”的赞叹。《云南日报》的政治态度也因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而逐步有所改变，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进行了不少报道。如《云南日报》于9月4日全文刊载了朱德致龙云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通过《云南日报》董事长龚自知，中共党组织一些地下党员进入报社。中共党员在报社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促使《云南日报》在这一历史时期，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思想，特别是国际国内版和副刊“南风”，呈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报纸先后刊载了《论中日战争》《谈抗战前途》《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等文章，连载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抗战后期，《云南日报》也成了龙云与蒋介石公开对立的“武器”。1943年，龙云回昭通，在昭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龙云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云南日报》几乎全文发表了龙云的这次讲话内容。

三、引导舆论新风尚

延安时期，我党对新闻媒体开展整风运动，提出党报要体现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的思想，提出“全党办报”的方针，党报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在各报工作的共产党报人在传播方式、编辑文风、出版印刷技术、广告宣传等方面引领潮流。以《正义报》的记者和编辑为例，《正义报》的从业人员较为稳定，在编排内容和撰写稿件方面比较自由。中共云南地下党员龙显寰、羊醉秋、吴传启等人进入该报，增添了进步言论的权重。以副刊为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历史观。《云南日报》的“南风”副刊进步倾向明显。它侧重于文艺方面，刊登过不少犀利的文章，有短篇小说、杂文、译述、学术论著、时事评论等，内容丰富，直击社会时弊。此外，“南风”副刊在抗战后期还开设了“读书园地”“国际周刊”“文化堡垒”“现代社会”等专栏，刊发了大量由我党组织各大学教授和进步文化界人士撰写的文章。

舆论引导需要硬实力做后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掌握的资源有限，却能取得大大超越其现实力量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抗战时期党的正确领导：舆论宣传政治立场明确、政策策略得当、方式方法灵活、强健的机构队伍、规范的制度保障等。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舆论引导以科学文化艺术启蒙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为切入点，取得了舆论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为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作者吕波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黄东英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