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泽字雨苍,新中国成立后以字行,云南省云龙县宝丰乡人,白族。其先原籍大理市喜洲镇,明朝年间,董邦宪宦游云龙,遂迁家于是,并建太和寺,以纪念其为太和县人(大理在明清时叫太和县)。先生生于1888年,卒于1972年,终年84岁,葬于昆明玉案山省政协公墓墓地。先生早年在大理读书,后又就学昆明,东赴日本,毕业于东京同文学院。回国后,任蔡锷督军府秘书,公费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学成回滇后,历任云南教育司、交通司、财政司司长,富滇银行总办、东陆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高校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1920年,雨苍先生于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云南省省长唐继尧委以教育、交通、财政等司长重任。鉴于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落后,而建设云南又非发展交通和培育人才不可。于是,雨苍先生建议在交通上兴修三大干线(一是通出海口的昆邕线,一是通长江的昆蜀线,一是通向东南亚的滇缅线)的同时,兴办东陆大学,以培养本省的高级建设人才。雨苍先生和云龙石门同乡王九龄先生为筹备主任,筹办大学工作事宜。经费除由唐氏独捐巨资以外,先生又向本省工商界及社会人士募捐,于是在贡院旧址兴建了会泽院大楼以及其他校舍。1922年12月,东陆大学正式成立,雨苍先生就任第一任校长。为适应当时云南建设的需要,学校分设文科及工科两大部门。文科设政治、经济、教育三系;工科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两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先开办预科(学制三年)两班。1925年,开始开办本科。1928年,政治、经济及土木工程系第一届学生于冬季毕业,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预科先后办了八届,成为本科的主要生源。
先生主持校政的几年间,在经费不甚宽裕的情况下,他始终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添置校舍,充实图书,增辟体育运动场地,为师生的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7年2月6日,云南发生“二六”政变,龙云当上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先生立即辞去教育司司长职务,专心致力于东陆大学工作。自唐氏倒台以后,东陆大学处境更为困难。龙云不仅在经费上不予支持,政治上也多加迫害。雨苍先生只好长途跋涉,亲往南洋向侨胞募捐,以资维持。1925年,法国曾以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称号授予先生,以表彰他在教育学术上的成就。
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学校改组,停办预科,而且要有三个学院以上才准注册为大学。先生于是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归隐田园,不问政事。直到1945年11月龙云调离云南以后,先生才在卢汉主滇时当了滇东禁烟督导团团长、云南人民企业公司云龙股东代表、国大代表等职。临近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派来云南工作的周体元同志住在他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工作。
先生所创办的东陆大学,于1930年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将原文、工两科改组为文法、理工两个学院,随后又将云南师范学院专修科和云南军医学校并入云南大学,扩充成文法、理工、教育、医学四个学院。1938年将教育系划归西南联合大学,以北京大学教育系为基础,建立联大师范学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返回京、津,师范学院留滇改名昆明师范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云南师范大学。1939年,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又增办了农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1953年院系调整,云南大学的工科分出来,单独成立昆明工学院;医学院分出来成为昆明医学院;农学院分出来成为昆明农学院;云南大学本身仍为综合性大学。现在昆明农学院已成为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工学院也成为工科大学(即现昆明理工大学)。云南高等学校从无到有,雨苍先生功不可没。1962年,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时,高治国校长请雨苍先生回校,并请他作报告,大家对雨苍先生的艰苦创业精神非常崇敬。
先生还关心家乡的教育,捐出田产于1949年在云龙县宝丰乡创办了一所农业学校。这所学校在1952年毕业一个中专班以后,即并入昆明农业学校。毕业生中有五六人取得高级职称,有些人成了县级领导和中级技术人才。家乡人民对雨苍先生的盛德,一直铭记不忘。
雨苍先生于我既是父执,又是姻亲。我大嫂是他侄女,所以他叫我喊他五叔。我读大学后期,他的一些文字工作多由我给他办理。1949年,“云龙返乡服务团”回家乡时,他又以创办云龙农校一事相委托,关系至为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我每次到昆明,都会接受他的殷殷教诲。特别是1952年和1956年我在昆明参加全省中学教师思想改造和肃反学习时,70高龄的雨苍先生多次到学习地点看望我。1970年,我在大理州“五七”干校接受审查,外调人员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写检举我的材料,先生断然拒绝,并写了我是清白的证明材料,让我非常感动。遗憾的是,1972年先生归道山时,我正在南涧山区插队落户,未能亲往吊唁,负疚良深。今当县政协文史资料要我写先生生平之际,谨写此短文,以寄哀思。
( 本文选自《云龙文史资料》1997年第六辑)